金融读书汇|赵刚:如何实现创新型国家

2019-03-25 10:46:01|作者: |来自: 大河网

摘要:   3月19日,中国道路丛书4部图书作者/译者中国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国研中心研究员贾涛、副研究员江宇,历史学者萧武做客今日头条财经频道联合中国网财经举办的“金融读书汇”,分享《国家创新战略...

  3月19日,中国道路丛书4部图书作者/译者中国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国研中心研究员贾涛、副研究员江宇,历史学者萧武做客今日头条财经频道联合中国网财经举办的“金融读书汇”,分享《国家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大国新路》、《大路朝天》的热点议题,详解我国自主创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由来和基本特征等等话题,探讨中国发展道路。

  访谈中,赵刚表示,为实现2020年进入创新性国家行列,我国的创新环境仍需优化,具体可从4方面下手:提升中小企业创新意识、提高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加大人才激励、加大支持创新的财税体制改革等。

  江宇认为,从大国历史角度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长期利润率下降”规律,即随着资本扩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存在持续下降的内生趋势。

  以下为访谈实录:

  赵刚:《国家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

  中国网财经: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快创新跨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强大引擎,目前我国创新政策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是怎样的?如何更好的推动创新发展、优化创新环境,全面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赵刚:现在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特别是18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创新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创新的各个方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到应用,无论是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技术转移政策、还是政府采购政策等,全方位的形成了对创新支持和促进的政策体系。

  目前中国的科技实力、竞争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2018年7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知识伙伴联合发布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报告显示,中国晋升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20个经济体之列,位列第17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要求,我国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目前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创新型国家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创新,问题还不少,比如影响创新的环境等,还需要改进。

  第一,就是我们创新的意识还不是太强,在我们很多的领域,很多的行业,很多的企业,依靠创新,下大力气来增加研发的投入,增加人才的培养,还不够。现在好多企业当中,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研发机构,没有研发活动,在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当中有研发机构、研发活动的企业,也占了不到三分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我们过去都是以追赶为主,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我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够,基础研究占整个科研经费的5%左右,那些创新型国家,基本上是占了15%-25%。所以他们原创性的成果的源源不断,像美国、欧洲,包括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现在是基本上占了绝大多数。而中国只有一位退休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所以这就证明你的原创能力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第三,我们对人才的这个激励政策还有问题。尽管我们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各种各样人才计划,但是由于在这些激励政策有时跟实际脱节、跟产业脱节、跟一线研究脱节,所以造成人才帽子满天飞的显现,但是真正让科研人员、科学家、工程师踏踏实实坐下来,静心的搞研究、搞科研,这方面环境还不够,帽子满天飞的现象,造成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大家心气浮躁,都去争取帽子。争着评上这些人才,有了这个帽子,你才有经费、有支持、有地位、有名誉。这种导向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党中央也非常重视,提出来要清理这些不利于创新环境的这些人才帽子,我觉得这个是抓到点子上了。

  第四,就是支持创新的财政税收体制还有问题。我们的财政投入过去刚性比较强,同时我们的科研项目支持的时候,存在着小散乱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够集中优势资源,支持一些重大的创新项目,同时通过一些普惠性的政策,比如减税、免税等,来支持我们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发达创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制定适合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无论是大企业好还是中小企业,还是初创企业,制定适合不同创新主体的政策。

  中国网财经:在实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除了政府的支持,企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看待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以及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赵刚:创新过程当中,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作为创新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提出创新的概念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些生产要素是指人、资金、市场、生产工具等等,组成了生产要素,所以任何一个要素变化都会带来创新,都会带来新的发明,新的创造。谁来进行这些生产要素的组织,就是企业家,这个主体是谁,就是企业。以企业家代表的企业,是各种生产要素组合的主导力量。所以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讲,在创新当中起了主导、引领、骨干的作用,这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的发展检验的,是得到公认的。

  企业的作用就是不停的去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不停的去打破旧的社会经济平衡,并推动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平衡,在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过程中,产生了创新。在这些创新里边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有渐进式的创新,就是这种我们过去说的小改小革,这个就是改进型。第二类,是一种比较大的创新,比如生产了一种新的产品。比如我们生产飞机,先生产了50座的飞机,然后到100座,到200座,这种就是新的产品,再比如生产汽车,最早是桑塔纳,后来是奥迪、奔驰、宝马,这种不同的产品。第三种是属于新的技术革命,这个属于技术轨道的变革,比如说,原来我们没有电脑玩,后来有了电脑了,原来我们没有智能手机,现在有智能手机了,这就是一些革命性的重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企业家起了主导作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来组织了创新的资源,无论是组织供应链、生产管理、还是人才资源,都产生了一个一个新的专利,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甚至是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引领着社会不断的前进。

  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其作为创新的主体作用,同时要支持和保护我们的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所以什么叫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创造、不满足于现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所以应该弘扬和发扬这个精神,保护好企业家的积极性,形成一个社会氛围,就是我们要尊重企业家,保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

  中国网财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国家创新战略中,金融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遇到了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呢?

  赵刚: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在支持创新当中的作用,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同时也是创新的血液,没有金融的支持,创新也无从谈起,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逐渐的认识到金融在支持创新当中的作用,但是仅仅认识到,还不够不足,我们的金融以前支持这些虚拟经济,比如房地产,股票等,但是支持实体经济不够,但是我们现在强调,支持制造业,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支持高科技产业,支持创新,我觉得这个方向已经很明确,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特别创新型的初创企业,没有什么资产,他最大的资产就是人才啊,就是创意,就是这些知识产权,但是这些都是无形的资产,很难有硬件,比如大楼、实验仪器、生产设备或者生产线。所以他没有这些硬的东西,很难来评价它的价值,我们的金融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不太敢去给他们进行更大的支持,包括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很难给他们继续的贷款,比如在融资过程当中很难融得相当的资金等,这都是我们的以后在金融发展当中需要来逐渐的来完善的。

  国家应该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来支持,现在这种金融的支持,还是适合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所以对这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还是不太适应,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能够体现出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创新型的企业,创业型的企业。要把金融,包括融资、上市、资本市场、贷款等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来聚焦于支持创新。

  中国网财经:在全球创新的进程中,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援助与合作?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吗?

  赵刚:在全球创新发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搞发展援助与合作。因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曾经得到过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发展起来了,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的回报国际社会,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我们更有责任来支持、帮助他们发展。中国的发展的确实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和我们的发展经验是值得跟各个国家来分享的。

  同时我们通过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我们的一些科研技术吗,提供我们的人才服务,提供我们的先进的理念,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实验室,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建立科技园区,建立孵化器。培训他们的人才,让他们不仅得到中国的援助,同时还要培养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让他们也学会创新,同时也能够不断的产生这种造血能力。

  在这个发展援助和合作过程当中,中国跟发展中国家也共同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南非,当时艾滋病比较多,我们中国发挥中医的特长,在南非建立了中医的预防、治疗、普及的队伍,帮助南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同时我们的中医、诊断、治疗,包括我们的中药、还有我们的医疗器械等在南非受到很好的欢迎,带来了比较好的市场。

  贾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

  中国网财经:在一国的发展进程中,以国有企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如果要成功,关键条件是什么?

  贾涛:本报告梳理的经验表明,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战略的成功一般而言需要一些关键条件来配合。

  首先,国家应该有一支能力强的官僚队伍,他们被授权去有效执行所有权政策,并赏罚分明。

  其次,期望国有企业去运营的领域,最好是商业、金融和其他市场力量不那么集中的领域。一些成功的例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些国家从相对比较平等的环境中起步;而另一些国家尝试制定产业和发展政策时,很快就被现存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因此失败。

  第三,发展目标需要清晰地阐明,尤其是不要夹杂社会政策目标。新兴经济体中很多有潜在光明前途的国企之所以消亡,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所有权政策出了问题,他们需要实现一些与他们阐明的目标毫不相干的社会政策目标。

  中国网财经: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哪些角色?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贾涛:本书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过期角色》。本书主要就在探讨在一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企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可以说是对国有企业一个系统性、数理性完备的诊断和梳理。这份报告将多种不同形式国家发展模式和经验进行比较,给出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和宝贵案例。而我很荣幸能成文本报告的译者。

  对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书中通过国别案例比较,事实上回答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工业化,只能依靠国有企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阐述、印证了中国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书中写道,“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新加坡及与一些东盟国家的比较、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如果政府的志向是沿着许多类似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前行,就相对容易敲定战略,并明确国有企业各自的目标来实现这一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

  从近年来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和感受的事实来说,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商用飞机、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亦承担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和许多国防科技工业重大项目。

  江宇:《大国新路》

  中国网财经:本书以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关系开篇,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您认为中国改革是如何启动的,哪些因素会影响改革的效果呢?

  江宇: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就是围绕这个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指出这两个时期的选择都有当时的历史必要性,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都有历史局限性,因此不能相互否定。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完整的工业基础、独立安全的国际环境、农业基础设施、普及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安定有序的社会等条件,这些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不具备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基础,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所以,不能单一的认为“一放开就搞活了”,“一私就灵”,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

  而改革开放的启动也是顺应历史需要的。因为中国发展需要借鉴西方发展模式,其中就包括市场机制和全球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又没有简单融入全球体系,而是坚持了道路、制度和文化的独立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本书第五章也总结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发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经过多次上下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同时注重排除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影响。

  在前两个三十年的基础上,我在书中提出,十八大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打通两个30年、超越两个30年,把两个30年的优势都保留下来,并且继续新的创造,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支撑我们的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所以我把新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概括为“超越和复兴”。

  中国网财经: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2008年的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有哪些启示吗?

  江宇: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全球经济仍举步维艰。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有上百年尺度的大历史视角。

  我们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历史,发现《资本论》揭示的基本原理——长期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没有变,即随着资本扩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存在持续下降的内生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产业革命资本扩张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资本消灭新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一周期性循环。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启示,起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破对西方的迷信,更好地树立制度自信。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把握西方经济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无法很快走出危机,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两极分化、产业空心化、利益集团等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触动,政治体制碎片化的状况更为严重,长期发展潜力有限。

  萧武:《大路朝天》

  中国网财经:作为历史学者,从宏观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方面有哪些特点?

  萧武:首先,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认市场经济,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不能有市场经济的,只能是计划经济。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私有制企业的存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国有经济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只占四分之一的比重,其它都是私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而且国有经济还在不断的从一些领域和行业中退出,私营经济的比重还在不断加大。

  其次,国有经济仍然在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占据主导,而不是被资本操控。

  第三,土地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并没有私有化。我国始终把一半以上人口的基本生存放在首要位置考虑的,而不是先考虑经济成本,这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决策时的考量标准也很不同。

  中国网财经:自1978年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萧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有很多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只要对比一下印度和其它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就会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没有陷入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那种依附经济的困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历了彻底而深刻的革命。

  以印度为例,印度经常自称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却常常不提,至今他们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国家的法律仍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的遵守和执行,一些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简单而且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在印度推行起来也千难万难,原因就在于印度没有经历社会革命。比如印度经常现在还是世界上强奸发案率最高的国家,就是因为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在许多人眼里,强奸并不算是犯罪。这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就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社会革命,女性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都已经大幅提高了,女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受国家法律保护,所谓宗教和民族习惯都不能违背法律。

  中国网财经:土地制度的每一次改革都会引发农村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土地制度变迁的意义又是什么?

  萧武: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分地、合作化和再次分地三个阶段,每一次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一次重组。这种重组既是对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重组,也是对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重组。“耕者有其田”是第一步,摧毁了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也瓦解了地主对农民的支配关系。

  合作化则是把农民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因为单家独户的农民是难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的,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土地也集中起来进行耕种,才能进行集约化的生产。关于合作化的研究和评价已经很多了,但以往对其制度性的功能往往关注不够。人与人之间天赋有差异,能力有大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合作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于,把集体内部能力比较强的人的个人能力用来为集体利益服务,而不是用来为个人利益服务。比如以前的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的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受教育程度也往往更高。但在集体化的条件下,他们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要通过为集体服务才能实现的。比如当时农村大量的会计、文书等事务性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完成,多数都是由地主、富农的子女在承担。尤其是在废除高考之后,要推荐上大学,地主、富农子女通过高考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通道也没有了,只能在集体里服务,比如在当时大量的村办三年制小学当老师,以及在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当赤脚医生。

  包产到户则是对土地的新一次重新分配,但这次分配只是分配了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触及所有权,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村集体。这产生了两个最基本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因为那些原来能力比较强的人现在不用再继续为集体服务了,而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个人和家庭谋求利益,所以农村迅速开始出现贫富分化。这个贫富分化的过程中,有些是偶然性的因素,有些是制度性的因素。比如有些家庭因为出现重大疾病,就会返贫,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子女的教育。第二个结果是,一些原来的农村社会的精英,在高考恢复之后,很快就通过高考成功的跳农门,脱离了农村社会,而且一旦离开,基本上就不再返回农村了。另一些人则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外出打工,把自己的青春基本上都留在了东南沿海地区,到老了再回到农村。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不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现在留在农村的人口已经比较少了,也就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常说的三八六龄部队在农村种地,也就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年轻人基本上都离开了。我老家在西北农村,每次回去都感受特别强烈,农村给人的感觉是基础设施在不断提高,房子也盖得越来越好了,但是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家庭只有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家里,有些家庭只有一个老人在独居,还要种地,整体上显得比较萧条。

  当然,这也为新一轮的土地重新集中提供了条件,近几年来国家推动土地流转,就是这些变化的产物。但这也要注意一个风险,资本下乡是需要长期租用土地的,而农民外出打工是依赖于经济形势的,如果经济形势好,农民工能够在外面找到工作,就没问题,可是一旦出现经济增长减速,就可能出现农民工回流,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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